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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异功能有什么启示呢?特异功能证明了精神(意念)也是能量存在的一种形态(而且可能是一种比物体更为“大量集中”的能量),因而它与物质也没有根本性的不同,也不过是能量“不同形态的显示而已”。这样,又怎么能说精神是第二性的东西呢?它像其他三维物体一样地自在着,并影响我们的生活,为什么单单它是第二性的呢?为什么以一座山、一台机器的形态存在着的能量是第一性的,而以精神形态存在着的能量是第二性的呢?事实上没有任何一种理论和主义是可以离开精神的——包括否定这一看法的理论和主义,我们从来就是在精神和三维物质之中(在多维之中),这即是一种场,而“场才是唯一的实在”。所以我们不必要求文学不要脱离生活,首先它无法脱离,其次它也在创造生活它就是生活的一部分,而且它完全有权创造一种非现实的梦样的生活(谁能否定幻想的价值呢?),它像其他形态的能量一样有自己相对独立的位置,同时它又与其他一切相互联系成为场。一个互相联系的场,一张互相连接的网,哪一点是第一性的呢?值得放心的是,人类数十万年进化来的成果不会毁于一旦,专制可以造成一时的愚钝与困惑,但只要会自杀的光荣犹在就不致退回成猴子去,有声的无声的以死抗议一多,便等于在呼唤自由便注定导致重新寻找生的理由。自由写作躲在很多个被窝里开始然后涌上广场,迎来一个全新的创造。这创造必定五花八门,将遗老遗少大惊得失色。再说前面的问题——为什么很多大作家自杀了?换一种情况看看:你自由地为生存寻找理由,社会也给你这自由,怎么样呢?结果你仍然可能找不到。这时候,困难已不源于社会问题了,而是出自人本的问题的艰深。譬如死亡与残病,譬如爱情和人与人的不能彻底沟通,譬如对自由的渴望和人的能力的局限,譬如地球终要毁灭那么人的百般奋斗究竟意义何在?无穷无尽地解决着矛盾又无穷无尽地产生着矛盾,这样的生活是否过于荒诞?假如一个极乐世界一个共产主义社会真能呈现,那时就没有痛苦了吗?没有痛苦岂不等于没有矛盾岂不是扯谎?现代人高考落第的痛苦和原始人得不到一颗浆果的痛苦,你能说谁轻谁重?痛苦若为永恒,那么请问我们招谁惹谁了一定要来受此待遇?人活着是为了欢乐不是为了受罪,不是吗?如是等等,大约就是那些自杀了的大作家们曾经面对的问题,他们没找到这种困境中活下去的理由,或者他们相信根本就没有理由如此荒唐地活下去。他们自杀了。无疑是件悲哀的事(也许他们应该再坚持一下)。可也是件令人鼓舞的事——首先,人的特征在他们身上这样强烈这样显著,他们是这样勇猛地在人与动物之间立了一座醒目的界碑。其次,问题只要提出(有时候单是问题的提出就要付死的代价,就像很多疾病是要靠死来发现的),迟早就会有答案,他们用不甘忍受的血为异化之途上的人类指点迷津,至少是发出警告。假如麦哲伦葬身海底,那也不是羞耻的事。谁会轻蔑牛顿的不懂相对论呢?为人类精神寻找新大陆的人,如果因为孤军奋战绝望而死那也是光荣。他们面对的敌人太强大了,不是用一颗原子弹可以结束的战争;他们面对的问题太严峻太艰深了,时至今日人类甚至仍然惶惑其中。所幸有这些不怕死的思考者,不怕被杀,也不怕被苦苦的追寻折磨死,甚至不怕被麻木的同类诬为怪人或疯子。我时常觉得他们是真正的天命,苍天怜恤我们才派他们来,他们(像鲁迅那样)爱极了也恨透了,别的办法没有便洒一天一地自己的鲜血,用纯真的眼睛问每一个人:你们看到了吗?注册送20元捕鱼电玩眼前有九条路,假如智力不能告诉我们哪条是坦途哪条是绝路(经常有这种情况),我们就停在九条路口暴跳如雷还是坐以待毙?当然这两种行为都是傻瓜所喜欢的方式。有智力的人会想到一条一条去试,智力再高一点的人还会用上优选法,但假设他试完了九条发现全是绝路(这样的事也经常有),他是破口大骂还是后悔不迭?倘若如此他就仅仅比傻瓜多智力,其余什么都不比傻瓜强。而悟者早已懂得,即便九条路全是坦途,即便坦途之后连着坦途,又与九条全是绝路,绝路退回来又遇绝路有什么两样呢?无限的坦途与无限的绝路都只说明人要至死方休地行走,所有的行走加在一起便是生命之途,于是他无惧无悔不迷不怨认真于脚下,走得镇定流畅,心中倒没了绝路。这便是悟者的抉择,是在智性的尽头所必要的悟性补充。

注册送20元捕鱼电玩有一种婚礼是在教堂中进行,且不论此教如何,也不论这在后来可能仅是习俗,但就其最初的动机而言,它是这样一种象征:面对苍天(即无穷的未知、无常的命运),两个灵魂决心携手前行,不是为了别的而是为了爱情,这种无以解释无从掌握的愿望只有神能懂得,他们既祈神的保佑也发誓不怕神的考验。另一种婚礼是在家里或饭店举行,请来的亲朋越多,宴席的开销越大,新郎新娘便越多荣耀。然后叩拜列祖列宗,请他们放心:传宗接代继承家业的子宫已经搞到。这也是一种象征,是家政取代爱情的象征,是求繁衍的动物尚未进化成求精神的动物的象征,或是精神动物退化为经济动物的象征。这样的动物终有一天会对生命的意义发出疑问,从而失落了原有的信仰,使政治和经济也萎靡不振。因为信仰必须是精神的,是超世务的激情,是超道德的奇想。假如人不至于长大,童心就是最美的一直是最美的。可惜人终归要长大,从原始的淳朴走来必途经各类文明,仅具童心的稚拙就觉不够。常见淳朴的乡间一旦接触了外界的文明,便焦躁不安民风顿转;常见敦厚的农民一旦为商人的伎俩所熏染,立刻变得狡狯油滑。童心虽美却娇嫩得不可靠。中国的文化传统中,有一种怕孩子长大失了质朴干脆就不让孩子长大的倾向,这是极糟糕的事。我在另一篇文章中写过这样的话:“企图以减欲来逃避痛苦者,是退一步去找和谐,但欲望若不能消灭干净便终不能逃脱痛苦,只好就一步步退下去直至虽生犹死,结果找到的不是和谐而是毁灭。中国上千年来的步步落后肯定与此有关,譬如‘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譬如闭关自守,譬如倘爱情伴着痛苦便不如不要爱情而专门去制造孩子,倘世上有强奸犯便恨天下人何以不都是太监。世界上的另一种文化则主张进一步去找和谐,进一步而又进一步,于是遥遥地走在我们前头,而且每进一步便找到一步的和谐,永远进一步便永在和谐中。”我想这就是东西方文化最大的不同点之一。还是让孩子长大吧,让他们怀着亘古的梦想走进异化的荒原中去吧,在劫难逃。真正的悟性的获得,得在他们靠了雄心勃勃的翅膀将他们捧上智力的天空翱翔之后重返人间之时。他们历经劫难不再沾沾自喜于气壮山河,知困苦之无边,知欢乐乃为无休止的超越,知目的即是过程,知幸福唯在自我的升华与完善,知物质无非为了精神的实现所设置,知不知者仍是无穷大唯心路可与之匹敌,那时他们就已长大,重归大地下凡人间了。他们虽已长大却童心不泯绝无沮丧,看似仍一如既往覆地翻天地追求追求追求,但神情已是泰然自若,步履已是信马由缰,到底猜透了斯芬克斯的谜语。他们在宇宙的大交响乐中隐形不见,只顾贪婪地吹响着他们的小号或拉着大提琴,高昂也是美哀伤也是美,在自然之神的指挥下他们挥汗如雨,如醉如痴直至葬身其中。这不再只是童心之美,这是成熟的人的智慧。精神问题确是高于肉体问题,正如人高于其他动物。但探讨精神问题的人如果因此自命高人一等,这当然是极蠢的,说明他还没太懂人类的精神到底是怎样一个问题,这样探讨下去大约也得不出什么好结果。

这下就看出“玩儿玩儿”与“游戏境界”的根本相反了。一个是倾心于过程从而实现了精神的自由、泰然和欢乐,一个是追逐着目的从而在惊惶、痛苦和上当之余,含冤含怨故作潇洒自欺欺人。我无意对这两种情况作道德判断,我单是说:这两件事根本不一样(世上原有很多神异而形似的东西。譬如性生活与耍流氓,其实完全不一样)。我是考虑到,“玩儿玩儿”既然不能认真,久而久之必降低兴致,会成了一件太劳累太吃亏的事。爱因斯坦和中学物理教师,《孩子王》和《少林寺》,航天飞机和人行横道,脏器移植和感冒冲剂,复杂的爱情与简单的生育,玄奥的哲学与通常的道德规范……有什么必要争论要这个还是要那个呢?都要!不是吗?只是不要用“贵族化”三个字扼杀人的玄思奇想,也不必以此故作不食人间烟火状。有两极的相斥相吸才有场的和谐。从而想到文学。文学,正是遵奉了这种复杂原则。理论要走向简单,文学却要去接近复杂。若要简单,任何人生都是可以删简到只剩下吃喝屙撒睡的,任何小说也都可以删简到只剩下几行梗概,任何历史都可以删简到只留几个符号式的伟人,任何壮举和怯逃都可以删简成一份光荣加一份耻辱……但是这不行,你不可能满足于像孩子那样只盼结局,你要看过程,从复杂的过程看生命艰巨的处境,以享隆重与壮美。其实人间的事,更多的都是可以删简但不容删简的。不信去想吧。比如足球,若单为决个胜负,原是可以一上来就踢点球的,满场奔跑倒为了什么呢?注册送20元捕鱼电玩这种写作方法最突出的一个特点就是:它是把形式和内容分开来对待的,认为内容就是内容是第一位的,形式单是形式位在其次,最多赞成内容与形式的和谐(但这仍然是分开来对待的结果)。总之最关键的一点——它认为内容是装在形式里面的,虽然应该装得恰当。这就让人想起容器,它可以装任何液体,只要保护得好,这容器当然永远可用。现实主义是一种容器,可以把所有的故事装于其中讲给我们大家听,故事在不断地发生着,它便永远有的可装,尽管有矮罐高瓶长脚杯也仍然全是为着装酒装油装水用,用完了可以再用还可以再用,只要其中液体常新,便不为抄袭,确凿是创造,液体愈加甘甜醇香,故事愈加感人深刻,便是无愧的创造。这就是现实主义写作方法长命的原因吧。

世上没有没有规矩的东西,没有规矩的东西就不是东西就什么都不是,所以没有。在这个意义上说,小说当然是有一些规矩的。譬如,小说总得用着语言;譬如,小说还不能抄袭(做衣服、打家具、制造自行车就可以抄袭)。小说不能是新闻报道,新闻报道单纯陈述现象,而小说不管运用什么手法,都主要是提供观照或反省现象的新角度(新闻报道与新闻体小说之间的差别,刚好可以说明这一点)。小说不能是论文,论文是循着演绎和归纳的逻辑去得出一个科学的结论。小说不是科学,小说是在一个包含了多种信息和猜想的系统中的直觉或感悟,虽然也可以有思辨但并不指望有精确的结论。在智力的盲点上才有小说之位置,否则它就要让位于科学(这样说绝不意味着贬低或排斥科学。但人类不能只有科学,在科学无能为力的地方,要由其他的什么来安置人的灵魂)。小说也不能是哲学,哲学的对象和目的虽与科学相异,但其方法却与科学相同,这种方法的局限决定了哲学要理解“一切存在之全”时的局限。在超越这局限的愿望中,小说期待着哲理,然而它期待哲理的方法不同于哲学,可能更像禅师讲公案时所用的方法,那是在智力走入绝境之时所获得的方法,那是放弃了智力与功利之时进入的自由与审美的状态(这让我想起了很多存在主义大师竟否认存在主义是哲学,他们更热衷于以小说来体现他们的哲理)。小说还不能是施政纲领、经济政策、议会提案;小说还不能是英模报告、竞选演说、专题座谈。还可以举出一些小说不是什么的例子,但一时举不全。总之,小说常常没有很实用的目的,没有很确定的结论以及很严谨的逻辑。但这不等于说它荒唐无用。和朋友毫无目的毫无顾忌地聊聊天,这有用吗?倘若消灭那样的聊天怎么样?人势必活成冰冷的机器或温暖的畜类。过去的经典物理学一直在寻找,组成物体的纯客观的不可分的固体粒子。但现代物理学发现:“这些粒子不是由任何物质性的材料组成的,而是一种连续的变化,是能量的连续‘舞蹈’,是一种过程。”“物质是由场强很大的空间组成的……并非既有场又有物质,因为场才是唯一实在。”“质量和能量是相互转换的,能量大量集中的地方就是物体,能量少量存在的地方就成为场。所以,物质和‘场的空间’并不是完全不同性质的东西,而不过是以不同形态显现而已。”这样就取消了找到“不可分的固体粒子”的希望。这种写作方法最突出的一个特点就是:它是把形式和内容分开来对待的,认为内容就是内容是第一位的,形式单是形式位在其次,最多赞成内容与形式的和谐(但这仍然是分开来对待的结果)。总之最关键的一点——它认为内容是装在形式里面的,虽然应该装得恰当。这就让人想起容器,它可以装任何液体,只要保护得好,这容器当然永远可用。现实主义是一种容器,可以把所有的故事装于其中讲给我们大家听,故事在不断地发生着,它便永远有的可装,尽管有矮罐高瓶长脚杯也仍然全是为着装酒装油装水用,用完了可以再用还可以再用,只要其中液体常新,便不为抄袭,确凿是创造,液体愈加甘甜醇香,故事愈加感人深刻,便是无愧的创造。这就是现实主义写作方法长命的原因吧。另一种情况是:他为生存寻找理由却终于看到了智力的绝境——你不可能把矛盾认识完,因而你无从根除灾难和痛苦;而且他豁达了又豁达还是忘不了一件事——人是要死的,对于必死的人(以及必归毁灭的这个宇宙)来说,一切目的都是空的。他又生气又害怕。他要是连气带吓就这么死了,就无话好说,那未必不是一个有效的归宿。他没死他就只好镇静下来。向不可能挑战算得傻瓜行为,他不想当傻瓜,在沮丧中等死也算得傻瓜行为,他觉得当傻瓜并不好玩,他试着振作起来,从重视目的转而重视了过程,唯有过程才是实在,他想何苦不在这必死的路上纵舞欢歌呢?这么一想忧恐顿消,便把超越连续的痛苦看成跨栏比赛,便把不断地解决矛盾当做不尽的游戏。无论你干什么,认其为乐不比叹其为苦更好吗?现在他不再惊慌,他懂得了上帝的好意:假如没有距离人可怎么走哇?(还不都跟史铁生一样成了瘫子?但心路也有距离,方才提到的这位先生才有了越狱出监的机会。而且,人生主要是心路的历程。)他便把上帝赐予的高山和深渊都接过来,“乘物以游心”,玩它一路,玩得心醉神迷不绊不羁创造不止灵感纷呈。这便是尼采说的酒神精神吗?他认为人生只有求助于审美而获得意义。看来尼采也通禅机,禅说人是“生而为艺术家”的,“是生活的创造性的艺术家”。当人类举着火把,在这星球上纵情歌舞玩耍,前仆后继,并且镇静地想到这是走在通向死亡的路上时,就正如尼采所说的,他们既是艺术的创造者和鉴赏者,本身又是艺术品。他们对无边无际的路途既敬且畏,对自己的弱小和不屈又悲又喜(就如《老人与海》中的桑提亚哥),他们在威严的天幕上看见了自己泰然的舞姿,因而受了感动受了点化,在一株小草一颗沙砾上也听见美的呼唤,在悲伤与痛苦中也看出美的灵光,他们找到了生存的理由,像加缪的西绪福斯那样有了靠得住的欢乐,这欢乐就是自我完善,就是对自我完善的自赏。他们不像我这么夸夸其谈,只是极其简单地说道:啊,这是多么好玩。

说到传统,也许不该把它理解为源,而应理解为流。譬如老子的原话究竟是什么意思,这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它在几千年的历史中以什么意义在起作用。将其理解为流还有一个好处,即是说它还要发展还要奔流,还要在一个有机的结构中起到作用,而不是把旧有的玩意儿搬出来硬性拼凑在现实中。看来我们休想逃出我们的主观去,休想获得一个纯客观的世界。“通过感觉认识的物质是唯一的现实世界”——这话可是恩格斯说的。这样,我们还能认为美是客观的吗?还能认为文学可以完全客观地反映什么吗?还能认为(至少在文学上)有个唯一正确的主义或流派吗?还能要求不同心灵中的世界都得是写实的、清晰的、高昂微笑的世界吗?尤其对于人生,还能认为只有一家真理吗?……绿色和平组织也叫绿党。它从维护自然界的生态平衡出发,慢慢涉及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发展出一套新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它认为以往人们对世界的态度都是父性的或雄性的,是进攻、榨取、掠夺性的,而它主张应对世界取母性的或雌性的态度,即和解的共存的互惠的态度。我想,它一定是在一个更大的系统中看到了人的位置与处境。譬如说,如果我们的视野只限于人群之中,我们就会将“齐家治国平天下”视为最高目的,这样就跳不出人治人、阶级斗争和民族主义之类的圈子去,人所尊崇的就是权力和伦理的清规戒律,人际的强权、争斗以及人性的压抑使人备受其苦。当我们能超越这一视点,如神一样地俯察这整个的人类之时,我们就把系统扩大了一维。我们看到人类整体面对着共同的困境,我们就有了人类意识,就以人道主义、自由平等博爱为崇高的理想了,厌弃了人际的争斗、强权与种种人为的束缚。但这时人们还不够明智,在开发利用自然之时过于狂妄,像以往征服异族那样,雄心勃勃地宣称要征服自然,以致最后成了对自然的榨取和掠夺,殊不知人乃整个自然之网的一部分,部分征服部分则使整体的平衡破坏。自然生态失去平衡使人类也遭殃。当我们清醒了这一点,我们就会在更大的系统中看人与世界的关系了。我们就知道我们必须要像主张人人平等那样主张人与自然万物的平等,我们将像放弃人际的强权与残杀那样放弃对整个自然之网的肆意施虐,由此,我们将在一切领域中鄙视了以往的父性的英雄观,最被推崇的将是和解与共存与互惠,人与万物合为一个优美的舞蹈,人在这样的场中更加自由欢畅。从阶级的人,到民族的人,到人类的人,到自然的场中人,系统一步步扩大。这样的扩大永无止境,所谓“无极即太极”吧,这说明文学无须悲观,上帝为精神预备下了无尽无休的审美之路(并非向着宏观的拓展才是系统的扩大,向着微观的深入也是)。再说前面的问题——为什么很多大作家自杀了?换一种情况看看:你自由地为生存寻找理由,社会也给你这自由,怎么样呢?结果你仍然可能找不到。这时候,困难已不源于社会问题了,而是出自人本的问题的艰深。譬如死亡与残病,譬如爱情和人与人的不能彻底沟通,譬如对自由的渴望和人的能力的局限,譬如地球终要毁灭那么人的百般奋斗究竟意义何在?无穷无尽地解决着矛盾又无穷无尽地产生着矛盾,这样的生活是否过于荒诞?假如一个极乐世界一个共产主义社会真能呈现,那时就没有痛苦了吗?没有痛苦岂不等于没有矛盾岂不是扯谎?现代人高考落第的痛苦和原始人得不到一颗浆果的痛苦,你能说谁轻谁重?痛苦若为永恒,那么请问我们招谁惹谁了一定要来受此待遇?人活着是为了欢乐不是为了受罪,不是吗?如是等等,大约就是那些自杀了的大作家们曾经面对的问题,他们没找到这种困境中活下去的理由,或者他们相信根本就没有理由如此荒唐地活下去。他们自杀了。无疑是件悲哀的事(也许他们应该再坚持一下)。可也是件令人鼓舞的事——首先,人的特征在他们身上这样强烈这样显著,他们是这样勇猛地在人与动物之间立了一座醒目的界碑。其次,问题只要提出(有时候单是问题的提出就要付死的代价,就像很多疾病是要靠死来发现的),迟早就会有答案,他们用不甘忍受的血为异化之途上的人类指点迷津,至少是发出警告。假如麦哲伦葬身海底,那也不是羞耻的事。谁会轻蔑牛顿的不懂相对论呢?为人类精神寻找新大陆的人,如果因为孤军奋战绝望而死那也是光荣。他们面对的敌人太强大了,不是用一颗原子弹可以结束的战争;他们面对的问题太严峻太艰深了,时至今日人类甚至仍然惶惑其中。所幸有这些不怕死的思考者,不怕被杀,也不怕被苦苦的追寻折磨死,甚至不怕被麻木的同类诬为怪人或疯子。我时常觉得他们是真正的天命,苍天怜恤我们才派他们来,他们(像鲁迅那样)爱极了也恨透了,别的办法没有便洒一天一地自己的鲜血,用纯真的眼睛问每一个人:你们看到了吗?

熟练的写作表明思想的僵滞和感受力的麻木,而迷恋或自赏着熟练语言的大批繁殖,那当然不是先锋,但也并不就是传统。这种写作方法最突出的一个特点就是:它是把形式和内容分开来对待的,认为内容就是内容是第一位的,形式单是形式位在其次,最多赞成内容与形式的和谐(但这仍然是分开来对待的结果)。总之最关键的一点——它认为内容是装在形式里面的,虽然应该装得恰当。这就让人想起容器,它可以装任何液体,只要保护得好,这容器当然永远可用。现实主义是一种容器,可以把所有的故事装于其中讲给我们大家听,故事在不断地发生着,它便永远有的可装,尽管有矮罐高瓶长脚杯也仍然全是为着装酒装油装水用,用完了可以再用还可以再用,只要其中液体常新,便不为抄袭,确凿是创造,液体愈加甘甜醇香,故事愈加感人深刻,便是无愧的创造。这就是现实主义写作方法长命的原因吧。注册送20元捕鱼电玩文学批评千万别太依靠了学问来给文学指路(当然,更不能靠政策之类),文学恰是在学问大抵上糊涂了的地方开始着创造,用学问为它指路可能多半倒是在限制它。你要人家探索,又要规定人家怎样探索,那就干脆说你不想让人家探索;倘探索的权利被垄断,就又快要成为坏迷信了。文学批评的指路,也许正是应该把文学指路引到迷茫无路的地域去,把文学探索创造的权利完全承包给文学。对创造者的尊重,莫过于把他领到迷宫和死亡之谷,看他怎么走出来怎么活过来。当然不能把他捆得好好的,扔在那儿。除此之外,作为作家就不再需要别的,八抬大轿之类反倒耽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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